民族、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

民族、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左晓安一、关于民族涵义的再思维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对于民族的界定拘泥于四个特征的说法：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并且只有四个特征全部具...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的探索

２０世纪初期，即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时期，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出现了贫...     

浅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本文以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言论为依据，概述了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主要思想，分析了毛泽东生前对外开放思想未能贯彻的原因。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尼赫鲁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使尼赫鲁主张独立以后的印度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实行计划经济,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建立农村合作社,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对亚洲邻国的影响,也揭示了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以后推行"社会主义”的外部原因.     

中国模式：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中国模式＂早就是一个中国固有的政治和学术概念,但近来国际社会广泛热议的＂中国模式＂话题却完全由西方学界和媒体引发,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有着较大的误会的成分,是无知和夸大的产物。一些中国人迎合并输入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相关观点是缺乏主见的浅薄之举,而且颠覆了中国固有的建立在务实低调、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方针,在不小范围造成了一种不切实际、不顾现实的自大和狂热。中国人应该冷静对待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观点,更不应该用它误导国内民众。＂中国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足以成为全世界仿效的榜样。中国人不应该奢谈模式,更不应该满足于眼前的成就,而应该正视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够全面,仍未完成＂模式＂或＂体制＂的基本转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应该以完成体制改革为主要目标。     

美国部分学者关于近年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的研究

美国部分学者对近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现象产生的基本背景、具体表现和主要特点及其积极作用均作了较全面考察,提出许多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从而说明他们对此课题研究较有成效。其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此课题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他们在探讨过程中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论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培育

全球化趋势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它既对中华民族精神提出了挑战,又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契机。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以科学理性为主导,以自主精神为前提,以参与意识为动力,全方面、多渠道、有重点、有步骤地培育民族精神     

民主革命派客观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积极作用

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断地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五四时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主张对中国社会全部改造包括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呼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继续而且更加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五四时期和五四后亦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前提、营造氛围和扫除障碍,从而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少还是起些积极作用。当然,他们客观上所起的这些积极作用基本上离不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     

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费正清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不会持久,最终注定要被调整。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费氏加强了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持久原因的研究,认为:(1)受到中国传统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的影响;(2)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利益;(3)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4)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费氏的有关认识和研究既是他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及亲身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论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特点及其实现途径的设想.陈炯明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他当时采取联俄联共的进步行动,有助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孙中山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